这篇《大学古本序》又是王阳明先生心理学的一篇重要著作。此篇虽简短不易懂，却讲出了心理论的重要思想。王阳明致良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心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良知是人生来具有的对真理的认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在良知中有，人们只要对自身内心中的良知认真寻求，就能达到对一切真理的认识。
《大学古本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宗旨在于显示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这种修养缺德的成就恩泽亲人朋友公司等，从而使人人都倒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再通过礼乐教化，以启迪人民的自觉，去除物欲，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自然便会立定人生志向，以此为奋斗的理想方向。确定心中志向，便不会轻易为外物干扰，就会矢志不渝的'去追求，去努力达到目标。
我们都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者一样，都是君子之道。这种君子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
本文对于自身完美的追求也许很少实现，但是他们这种不断追求高尚品质的精神却是值得完美每一个人去学习，去努力实现的一个远大目标。
程颐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只是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尚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并非以为有阙文，但他的“当作新”之注，确实为朱子直接改“在亲民”为“在新民”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朱子取程颐“亲”作“新”之意，将其解为革新、自新，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王阳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
徐爱所辑《传习录》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在亲民”与“在新民”之辩。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徐爱《传习录》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刻古本《大学》，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紧接着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年谱》载：“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至此，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在归省途中于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先是徐日仁问道：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的回答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为什么是“亲民”而非“新民”，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在这段话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为解释依据。所谓《大学章句》第三章(朱本称此章为“传之二章”)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此处“作新民”之意，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与《大学》首章“三纲领”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用“作新民”来证明所谓“在新民”的合理性，显然是站不住脚，“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来支撑“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当性，“作”字却又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那么将“在新民”之“新”还原为“亲”则是理所当然。在阳明看来，“亲民”与“新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亲民”是惠民、养民义，而“新民”则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阳明举《大学》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举所谓“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举所谓“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所谓“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作为自己主张“亲民”正当性的根据，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皆是‘亲’字意”。“亲民”与“新民”虽一字之差，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前者于惠民、养民中爱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亲亲仁民”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说“亲民”与“新民”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即所谓“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为了维护圣人之意，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何况，“亲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熹的“新民”说明显褊狭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与“亲民”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亲民”含于其中，无“亲民”即无所谓“明明德”，无“明明德”则哪来所谓“亲民”之存在。阳明举《尧典》说法，其说“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属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亲民”？在阳明看来，所有这些儒家的宝贵思想，又岂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狭观念所可囊括？
再说，“作”与“亲”相对应，但并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以下讲到“治国”、“平天下”等处，都对“新”字没有发表阐述。
正如郑珍感叹的，由于朱子之猵狭，致使“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郑珍于是表彰道，王阳明“复古之功不可没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后人将其精炼为七个字：知止定静安虑得。纵浪大化中，我们须习得“定”字，秉持本心，方能成就一番伟业。
我认为，习得“定”字须有安贫乐道的态度。曾经红极一时的兵王“许三多”，或许他先天的机能并不比他人优越，而后天的勤奋则是他无可匹敌的上方宝剑。一开始的“为了班长留下”让他心有所止，有了自己做人的终止方向，内心安宁而能置身于“与万化冥合”的境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因为“定”而能“安”，他安于技艺之贫而能不断汲取兵中之髓，有了极其厚重的精神基础，至使其成为人上之人，兵中之王。故孔子曰：“仁者静”。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无论水遇何阻力，他都能以柔克刚，因为始终记得自己，秉持本心。
岁月的洗礼，让先贤的智慧凝成精髓，“定”是苏轼的“我本无价跟赶在，故乡无此好湖山”的豁达，是陶潜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安守，也是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清高。面对权势，他们能“不为五斗米折腰”。
曾几何时，当代舞蹈家杨丽萍的孔雀舞可谓一舞倾国，可如今她也心有不“定”，当她喊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么还好吗?”之类的庸俗之语时，国内外的舞评家称之为“中国舞蹈界一根脊梁的坍塌”。定力不足，让她未能深思熟虑此事带来的后果，而使她在观众心的形象大减。是故，我们要向洪应明一样，咬得菜根以守之。
学会“定”，要做到在高潮时享受掌声，在低潮时享受人生。中国首位女皇武则天，命途多舛，政治道路坎坷。太宗年间，李世民的夜观星象，而知“武代李王”，大开杀戒，她只得逃亡，高宗年间，因长孙无忌的力阻而出家，换了常人恐怕此时早已自刎谢先王了。而她却在这样的人生中悟得了“定，静，得”三字的玄奥。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不骄不躁，以致最终傲视须眉，坐拥江山。她的武周政治也在历史的苍穹中永远发光。
“心内求法为正道，心外求法为异法。”林清玄如是说。“定”要求我们要修炼，像佛陀在大雪中一样，做到高层次，高境界的“知止”专一；如岳武穆那样“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永抱壮志，使后人仰望，集正能量于一生。心无妄念，不为外欲所惑；秉持本心，获大定力，大安静，大智慧。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活得漂亮，活得精彩，我心已定，集天地之正气行走江湖。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
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个人在世上必须树立一个终生奋斗的目标，你所有的行为了都会围绕这一生目标，才能心无杂念，可以抵制个人的懒惰的心，忽心，燥心，嫉妒的心，贪心，骄傲的心，小气的心，等等的心生起就反思志向不立。放到现在社会就是正确人生的价值观和远大的理想。员工如果没有一个目标就等于天天混日子，那么他将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干部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目标让更多的人为之奋斗，那么这个团队也将不会有大的.发展。人，这一生可以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去守候自己的信念和志向，总有一天会实现梦想，成为自己想做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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